慈善理念 疫情下的大分化:2020公益界新闻观察报告

岁末年初,我们发起了“2020公益界十大新闻事件”投票,收到了很多反馈,有朋友说,评选新闻事件的过程中顺道回顾了一遍热热闹闹的2020年,是的,这也正是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。

事实上,我们发起了两轮投票,一轮是公众投票,一轮是专家投票,同样的新闻事件候选,公众和专家选出了不一样的结果。

就这几条新闻看公众与专家的分野,其实是挺有意思的,双方都关注权力问题,专家更多关注宏观层面的权力问题,关注公益事业与体制之间此起彼伏的关系,而公众则更关心微观层面的权力问题,这在两条米兔新闻里体现得特别明显。在专家投票里,两条米兔新闻的得票率都偏低,分别只有34.5%和37.9%。

我们将公众和专家投出的十大新闻事件作个合并,以13条新闻为基础进行分析,也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情况:

事实上,正是“疫情下的网络筹款”的新闻,主导了人们对2020年公益界的印象,我们可以从中拎出一条很清晰的故事线日,新冠疫情爆发,武汉政府最先提出“捐赠款物,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

外地慈善组织、志愿服务组织在疫情应对响应终止之前,不派工作人员、不发动组织志愿者进入湖北省。”

因“募缴令”的错误发动,直接导致作为单一通道的武汉红会“爆仓”。2020年1月26日-30日期间,新闻媒体频繁曝光医院代表被拒于红会仓库门外,无法及时得到医疗物资的混乱局面。因“所有捐赠的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”的行政指令,武汉红会仓库里医疗物资一度堆积如山,无法得到有效发放。直到2月初,一家名为“九州通”的物流公司接管红会仓库,困局才得到缓解。

,而民间基金会在同一时段筹款额为5.56亿,仅比慈善会系统的半数多一点。由政府主导的抗疫运动中,慈善会体系被视为主渠道之一,尤其是在疫区封城、全民禁足的情形下,这客观上强化了慈善会的渠道优势。

▲ 出处:抗击新冠疫情——互联网筹款平台数据统计分析(截至3月2日)【方德瑞信公益筹款简报第四十八期】

2020年1月下旬,有超过100家粉丝后援团自发联合,他们在微博上发起了#百团大站公益行#等话题,并自发性地寻找货源、砍价、运送货物,为湖北多家医院提供了物质援助。“饭圈公益”看似松散,却呈现出比许多公益机构更强的组织动员力,看似无序,却创造出许多专业组织都没法企及的效率与速度,这是一种蜂群一样的,“无组织的组织化”现象。

他们对上无法获取政府在疫情期间的信任,对下激发不出如饭圈公益一样的“奉献热忱”,在慈善大流量涌现的2-5月里近乎隐身,这直接导致下半年的被动形势。

2020年上半年,受疫情影响,许多一线公益机构深陷财务困境,他们努力修补断裂的现金流,并采取降薪、裁员、开拓线上业务等方式积极自救。《中国发展简报》的行业调查指出,

2020年6月,南方洪灾严重,但多家基金会为救援洪灾筹集的资金大不如往年。据方德瑞信团队8月的统计,各公募机构的筹款达成比例均低于50%。疫情透支民间捐赠力所造成的影响,还将在未来一两年内持续呈现出来。

在资金短缺、机构存亡的情况下,不少公益机构寄望于一年一度的“99公益日”,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失望了。

2020年的99公益日有超过50%的善款,集中到头部十家机构里;其中前4名的公益机构合计筹到11.23亿元,占总筹款额的37%(见下图示)。资源不只在向慈善会系统聚集,也向形成品牌的民间机构聚集,一个明显的趋势是:巨头与草根的差距越来越大。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业界于2020年下半年掀起“公益内卷”大反思的讨论,实是冰封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

有意思的是,在我们组织的公众投票中,“公益内卷大反思”得票率高居第二;而在专家投票里,这一新闻未入前十。

人们越来越没办法用“官”、“民”这样的符号化的标签来识别什么是好的公益组织,还是项飙直截了当地拆穿了国王的新衣:

有人认为寻租只是一个行政问题,市场就可以解决,其实不是这样的,市场里面也是人,人有一定资源以后,他就想办法怎么样把自己拿到的资源稳固化,要画圈,说你是在我之下,你没有跟我平等交易的权利,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,这种等级化、行政化的欲望是一样强的,不管是私人的还是政府的。

经历了大分化的2020年,我们认为,公益界再无意识形态端的共识,各建山寨,各聚水泊,各走各路的“部落化”时代开启了。业界依然会寻求各种形式的联盟、合作,但不会再信奉同一个主义,从这个意义说,“实用至上”的时代也开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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